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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摘》文章:在离开余秋雨的日子里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朔州新闻网 时间:201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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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摘》文章:在离开余秋雨的日子里

 

2006年10月12日 15:35

 

 

  (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卢军

  我没负过他,只帮过他,爱过他,成全过他。我只希望他多爱女儿一点。——李红

  初识李红是在深圳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咖啡屋里。同去游玩的朋友说,让你见一个人。

  当时,咖啡屋里的人很少,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她正背对着门坐着,一头被染成栗色的直发很有型。她似乎感觉到我们来了,侧过身来向我们招手。她那一双顾盼生辉的大眼睛一下子就让我对她有了好感。

  “李红,1989年就只身闯荡深圳的上海女人。”她这样向我介绍她自己。“李红,我的中学同学,余秋雨的前妻。”朋友又这样向我补充介绍说。然后,我们便坐下来聊天,聊学生时代,聊深圳的生活节奏,聊做生意和炒股票,聊生活和爱情。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不时会提到她的女儿,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余秋雨。李红在提到余秋雨时,总是很调皮地称他为“余某人”。

  再见李红,已是一年以后,地点是在上海铜仁路那间总是坐满了老外的咖啡吧里。她这次回来,是为看望女儿和父母。

  那天,她戴了顶驼色的呢帽,穿了件绣花的红色羊毛衫,静静坐在一个靠窗的位子上,望着窗外熙来攘往的行人,吃着一小杯冰激凌。

  她讲话的语速很快,声音悦耳,面部表情也十分丰富,颇具感染力,你会不知不觉地被她吸引到她的故事里。

  未成女明星,却与余秋雨一起走进了恋爱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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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石一歌”成员余秋雨(左一)、孙光萱(左二)等在华东师大校园内。(图片由孙光萱提供)

  余秋雨新作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在《收获》2004年第4期转载,7月22日,本报发表了对余秋雨专访《余秋雨有话说》和《质询传媒余秋雨七问》。文章在文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

  作为社会公共平台,本报一直在新闻报道中力求公正和客观,本着对历史对事实负责的态度,记者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了调查,力求在证据之上呈现事实真相。  

  “批判斯坦尼”的论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是前苏联导演、演员和戏剧理论家。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受到了苏联文化艺术的影响,当时的电影和戏剧界很多导演和演员都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195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列斯里在中国进行了演讲,由孙维世陪同并翻译,在中国戏剧界曾轰动一时。当时中国已翻译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传《我的艺术生活》等文集。

  1963年8月,16岁的余秋雨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据余秋雨的同班同学桂未明(现《萌芽》杂志副主编)的回忆,能够考上那一届的戏剧文学系学生的实力都很强:900多名学生报考,参加了3场考试,最后正式录取了30名学生。这些学生中间包括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现《收获》杂志主编)和因剧本创作出色由郭沫若推荐从中国科技大学转学来的曲信先(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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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正常时间,余秋雨这一届戏剧文学系应该在1968年7月毕业。但是由于高校停课闹革命,拖到了11月份,才宣布他们大学毕业。虽然毕业了,和66届、67届毕业生一样,余秋雨所在的68届并没有马上分配工作,处于等待分配工作状态。在此期间,在他人的推荐下,加入了一个“批判斯坦尼”的小组。  

  “石一歌”作品《鲁迅传》的日文版

  1966年2月,为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清除理论障碍,江青在林彪委托的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批判前苏联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

  为什么要批判斯坦尼呢?根据当时上海“写作组”成员胡锡涛发表在2000年6期的《今日名流》杂志上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以下简称《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章中的回忆,是因为斯坦尼的理论核心是讲“自我出发”,江青的京剧革命是讲从工农兵出发,两者相冲突。故此,秉承江青的意思,姚文元打电话给“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要求他组织人马批判斯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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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嘉随后找到了从复旦大学调到“写作组”的胡锡涛。在谈话中,因为没有全部看过斯坦尼的书,另外也担心因此得罪戏剧界,胡锡涛推掉了朱永嘉请他写这篇文章的要求,向朱永嘉提出了请《文汇报》的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批判斯坦尼文章的建议。朱永嘉同意了,但是怕万一别人写不成,要求胡必须接手。

  就这样,由《文汇报》的何倩等出面组建的“批判斯坦尼”小组成立,上海戏剧学院的讲师徐企平、毕业生余秋雨等5人进入了这个小组工作。第一稿由小组成员中一位来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作者写就。

  1968年10月31日,在《文汇报》社的专门讨论会上,因为对初稿不满意,朱永嘉让胡锡涛也参加这个小组,并指定胡负责到底。胡锡涛正式进入“批判斯坦尼”的小组。何倩在对胡锡涛介绍小组成员的时候说,5人中“最能写的是余秋雨”。

  在胡锡涛的安排下,小组的工作分为三步走。一、通读斯坦尼全集,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二、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三、如果余秋雨初稿不行,再由胡锡涛自己写。

  因为胡锡涛让余秋雨写初稿,还引发了其他人的不满。后来的结果是余的初稿“不是大批判文章,而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胡锡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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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之余,胡锡涛只得自己另起炉灶,在《文汇报》顶层,花了3个月,先后写了两稿,才获得通过。此文发表在1969年的《红旗》杂志6、7期合刊上。文章的开头被姚文元加上了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里的话。

  任务完成,这个组就解散了。尽管余秋雨的稿子被胡锡涛毙掉,但他给胡锡涛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余秋雨)的稿子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的体系的特点与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够发表;但是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适。”

  按照规定,待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到农场参加劳动,等国家分配政策下来以后,学校才能够把分配工作提到日程上来。

  余秋雨所在的班级集体下乡劳动的地方是苏州吴江解放军农场。“余秋雨劳动卖力,能挑很多稻谷,因为劳动表现出色,他先是调到连队当文书,后来再调到营部。因为当时我所在的排长以上的官都是军人,所以余秋雨能够很快离开连队,脱离一线,惟一的解释就是他劳动表现好。”当时的曲信先,因为患了肝炎,到农场晚了两个月,还为不能和同学们参加劳动而懊悔。

  此时,按照当时有关的政策规定,学生们也开始拿工资了,每人的工资是48.50元。因此,桂未明回忆说,当时有同学据此戏称自己是“4850部队”。

  直到1972年底1973年初,上海戏剧学院才开始正式为余秋雨那届毕业生分配工作。余秋雨留校工作。

  “石一歌”里小阿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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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传》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的一层103、104室,为“写作组”文艺组的下属组织。最早的成员有高义龙、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小组成员共11人。“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的笔名也因此而来。“《鲁迅传》写作小组”也借调过一些人员,下设一些资料小组等。1973年,因为学生毕业和工作调动,剩下陈孝全、孙光萱、夏志明、江巨荣,后来陆续补充了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共七人。

  1972年1月3日,68届毕业生余秋雨因为写作组的胡锡涛推荐,成为“《鲁迅传》写作小组”的成员。

  1971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到上海访问,在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询问上海有没有学鲁迅小组。周总理说,鲁迅在上海战斗了十年,最光辉的十年,上海应该有这样的小组。林彪“自我爆炸”后,江青抛出了毛泽东给她的一封信,内有“我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要严于解剖自己”。从此学习鲁迅开始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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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11月29日,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授意朱永嘉,“是不是写一个《鲁迅传》?两万字也可以。”据原写作组文艺组成员徐缉熙介绍,当时的写作组已经承担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职能。所以这件事就交给写作组来组织。朱永嘉立即着手物色人选,组建班子。人员由“写作组”另外一位负责人徐景贤(后成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审批。

  由于研究鲁迅的人在上海并不多,所以只能找一些中青年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初选人马主要来自上海各个文化教育单位,有文科大学的现代文学教员,年纪都在40岁左右。朱永嘉觉得这些人年龄偏大,希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入,胡锡涛就推荐了68届毕业生余秋雨。后来因为想培养自己的理论队伍,先后又有中学教师、文化系统的干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加入到这个小组里来。

  在行政上,“《鲁迅传》写作小组”直接受“写作组”文艺组领导。吃住都在复旦大学,后勤工作由复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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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会议上,朱永嘉提出,“要有一家之言”,要求“我们这个集体一定是要战斗的”。1972年1月3日正式住到复旦的11个人中,除来自“写作组”(借调工作)的高义龙外,其它人分别为陈孝全、周献明、夏志明、孙光萱、余秋雨等人,其中只有4个工农兵学员。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之间,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回忆。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石一歌”确实是“十一个”的谐音,但是余秋雨并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外界把余秋雨当成“石一歌”,或看成是“石一歌”的主力,纯属误会,瞎猜。他入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的文章,没啥了不起”。

  当年“石一歌”成员孙光萱回忆说,“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经对我谈到了‘石一歌’署名一事,陈孝全说他在前一天晚上和余秋雨讨论‘石一歌’这个笔名时,余秋雨还曾建议易‘歌’为‘戈’呢!”

  因为在“石一歌”只呆了一年多,余秋雨参与的工作并不多。当年“石一歌”成员高义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包括余杰,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好像余秋雨一开始就很有名。其实当时余秋雨进入‘石一歌’的时候,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是我们的小阿弟。在他呆的一年多时间里,参与了《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的编选工作。他的工作不重要。”

  经核实,在“石一歌”工作期间,用余秋雨为名发表的有一篇文章。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973年11月出版)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为“秋雨”。

  另外,《朝霞》丛刊第一期(1973年5月第1版)300页到318页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这一篇文章是余秋雨独立负责撰写。在《借我一生》里也得到了余秋雨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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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件事与《鲁迅传》有关。对“石一歌”清查的当事人回忆证实,12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完成以后,送给了当时写作组的核心(后为王洪文的政治秘书)肖木,肖木看完以后,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当时的鲁迅研究专家,著有《鲁迅传》),深刻不如姚文元(指姚文元所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张春桥听了以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当肖木这个意见传下来以后,我们当时很郁闷。虽然这个时候余秋雨已经离开了‘石一歌’,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负责联系‘石一歌’。但是领导还是决定由余秋雨来改写,因为余秋雨在写作上有独特的方法。我们高校的老师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习惯于引鲁迅的一段话再发挥发挥,这样看就论文不像论文,传记不像传记。余秋雨有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鲁迅的思想化成动作和细节,这样一来不就生动了嘛,化来化去,细节和动作多了,这样不就好看了嘛。结果他修改出来的《鲁迅传》,肖木看了以后说很不错。”孙光萱、徐缉熙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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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从1972年1月到1977年初,“《鲁迅传》写作小组”存在了5年。“《鲁迅传》写作小组”在“写作组”文艺组的指导下,配合全国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以“石一歌”、“石望江”(为“《鲁迅传》写作小组”正式成立前所用笔名,为四个人望黄浦江的谐音)、“丁了”(即稿子定了的谐音)为笔名发表了《学习鲁迅,痛击右倾翻案风》、《投一光辉,使群魔嘴脸毕现》、《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学习鲁迅反复辟斗争的韧性战斗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等84篇文章。

  “《鲁迅传》写作小组”还主编了《鲁迅年谱》和《鲁迅读本》(含《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等4本,1972年9月,内部出版第一版),撰写了《鲁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鲁迅艰苦奋斗的生活片断》(1975年9月第1版)。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对“石一歌”小组的工作进行了清查,在《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有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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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人帮”的所谓“批儒评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阴谋活动中,起到了配合作用,特别是在“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纲领的喧嚣当中,石一歌写了不少文章,流毒很广。《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鲁迅传》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作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除上述的错误文章外,未发现政治错误。

  写作组的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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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组”全称为“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更名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总部核心是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直接受到张春桥、姚文元领导,朱永嘉本人当时为中共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写作组”下设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写作组呈金字塔结构,最高一层为朱永嘉、王知常及下设各组组长;第二层为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成员;第三层为各个组下设组织,也称外围组,仅在文艺组下面,就设有“《鲁迅传》写作小组”、《文艺摘译》编辑部、《朝霞》编辑部等机构。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调到了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写作组文艺组。此时,完成《鲁迅传》工作的高义龙(原为《智取威虎山》编剧组成员之一)也回到了写作组文艺组。

  据原写作组的徐缉熙说,“余秋雨是写作组惟一从下面正式上调,成为文艺组成员的。”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儿们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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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到文艺组参与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姚文元重写《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这本书做些资料准备工作。据高义龙透露,这些材料分别是《鲁迅揭露批判四条汉子和国防文学的材料》、《四条汉子在鲁迅逝世后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材料》、《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材料》、《鲁迅关于培养文艺队伍的材料》、《鲁迅总结历史经验的材料》,最后一本材料是1974年2月14日印出来的。

  “那时候我和余秋雨住在康平路,开会也在那里。”高义龙介绍说,按照组织结构,市委写作组是市委机关的组成部分,“石一歌”是写作组下属的项目组。

  据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的回忆,写作组没编制,人员多为借调,工资仍在原单位拿。它办的6本杂志,不发稿费或补贴(“文革”期间一律不发稿费),写作大多为任务,文章发表时多数为笔名,等于完全是义工。偶尔用一下真名,还得防止作者“翘尾巴”。写作组的日子过得并不像后来人想象的那样奢侈。据徐缉熙回忆,在康平路的生活其实和在复旦的时候差不多,写稿没有任何稿费,经常工作到深夜,也没有任何物质待遇。如果是熬通宵,也只有两毛钱的夜宵,12点的时候食堂供应点面条。

  “当时朱永嘉这样的头儿,惟一的优待就是一碗大米饭,我们吃的都是籼米,因为他胃不好。其他都一样,没有任何物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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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徐缉熙的印象中,在写作组时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有段时间,因为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作组调进了一些又红又专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调到写作组,刚来的时候不知写文章为何物,写出来的文章不像样,后来就让余秋雨修改指导,因为他是文艺组的骨干,写作水平高。这些小青年受文艺组的氛围影响,后来都进了文化圈,成为了著名的写手。”

  这一时期,据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中介绍,余秋雨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朝霞》发表。另外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杂志。

  这时,胡锡涛已从上海调到北京《红旗》工作,主管文艺稿件。胡看完文章,感觉良好,转送王洪文之后,没有采用。对这段经历,胡锡涛在文章里写道,“王知常打电话催问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他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是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最终发表在了《学习与批判》杂志1976年第8期上,后《人民日报》又作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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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锡涛和王知常在电话里谈到的《走出“彼得堡”》,为有过“文革”经历的人所熟悉。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里评价说,“应该承认,《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多少有些学术味道,不是一般应景之作,所以姚文元不采用;而《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的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就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还在乡下做‘回城’的梦,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的人当头一棒……”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高义龙说:“《走出‘彼得堡’》是我写的,余秋雨改过一稿。《走出‘彼德堡’》的背景是,1975年提倡学理论,我先写了一篇《作家·创作·世界观》,从高尔基写出革命文学《母亲》后,又写了宣扬‘造神论’的《忏悔》,受到列宁批评,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文章发表在《朝霞》第一期上。接着打算写学习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强调深入生活。这时一天恰好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有名的工人作家,谈起来,他说好呀,并说张春桥就要求工人作者读读列宁这些信,走出‘彼得堡’,不久还给我写来一封信,把有关情况写在信上。文章的题目就是这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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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缉熙也说,“当时,高义龙写了《走出‘彼得堡’》的初稿,我们看了觉得很平淡,没什么光彩。后来就交给余秋雨改。改过以后文采啊什么的好多了,领导和我们都很欣赏。所以他很有才能。”孙光萱补充说,《走出“彼得堡”》发表后,朱永嘉立刻写信向张春桥推荐,张于1975年3月21日回信谈了读后感,很快,1975年4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

  《朝霞》风波

  《朝霞》是文艺月刊,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名义上挂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但实际上编辑的权力在文艺组这一边,每期内容清样由文艺组组长陈冀德负责初审,然后送北京交肖木拍板,再送回上海人民出版社制作印刷发行。

  1974年,刚刚创刊不久的《朝霞》杂志上发表了姚真的一篇小说,引发了当时上海的一场社会风波。

  这篇小说写的是当年学校里两个红卫兵组织怎样从打内战到联合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组织刚刚成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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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工总司”有人看了这篇小说,认为小说里成立半年的组织是在影射“工总司”。《朝霞》是“写作组”主办的,加上以往“写作组”与“工总司”就有矛盾,“写作组”嫌“工总司”没有文化,只会打打杀杀,“工总司”觉得“写作组”的人口罗嗦,只会耍笔杆子。“工总司”系统派出了队伍,到《朝霞》编辑部讨说法,围堵了康平路的“写作组”大楼。

  “工总司”一闹起来,徐景贤也顶不住了,而文艺组组长陈冀德坚持自己没错,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后来张春桥找到朱永嘉,下了个批件,说“我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有事情是我负责,你们要团结”。不久,《朝霞》事件平息。

  在《借我一生》里,余秋雨这样描述道:“我与一位姓陈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朝霞》,但身份极为含混,似乎是为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陈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的一间屋子里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三个月之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收获》2004年第4期第192页)

  据徐缉熙、高义龙证实,1974年年底,余秋雨写作署名任犊的《读〈朝霞〉一年》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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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后的《清查报告》写道:“此文结构开阖自如,行文流畅漂亮,在艺术性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在文艺组的3年时间里,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长篇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发表在《朝霞》1975年7月号头条上,文章内容主要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上山下乡”大唱赞歌。另外一篇是《胡适传(五四前后)》,以余秋雨名字发表在《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占了该期杂志很多篇幅,后又收入1976年5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中的《历史人物集》上。

  因为在写作上的才华,余秋雨受王知常委托,有时负责文艺组青年的统稿工作。他帮助陆××把一篇叫《封建礼教与贾政》的文章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这篇文章后以“任犊”为笔名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陆××在看文章时发现,除标题被改动外,“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同志重写”。

  另外一次是给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写的《论阮氏三兄弟》(《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9期)和《〈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提修改建议,这位工人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这两篇文章的炮制经过时说:“余秋雨看过我的初稿,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我根据他的意思做了点修改。”

  这个阶段,余秋雨还一度成为老师,和文艺组的组长陈冀德一起给写作组主办的评《水浒》学习班和评《红楼梦》学习班授课。

  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总支书记周培松回忆说,尽管余秋雨的关系和档案在学院,工资也在学院拿,毕业分配后并未回校上班,但戏剧学院工军宣队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的三年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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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到1978年底,写作组总部经历了三年清查,其中包括哲学组、经济组、政经组、历史组、党史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文艺摘编组、自然辩证法组、哲学小辞典组、秘书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共有余秋雨、戴厚英等八人属于“原定说清楚的”,其上有“采取组织措施的”,其下有“已宣布不作为说清楚的”和“拟不作为说清楚的”。

  1975年冬天,余秋雨在身体检查中发现GBT偏高,怀疑得了肝炎,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余秋雨想到北京散散心。王知常在电话里让《红旗》杂志编辑胡锡涛安排余秋雨住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胡答应了。然而因为上海方面胡锡涛的两个“老战友”打来反映余秋雨问题的电话,,胡打电话给王知常,不同意余秋雨到北京。

  而周培松回忆说,“余秋雨得肝炎住院的时候,戏剧学院的工军宣队领导曾经亲自开着小车带着礼物去看望他,一般的教授生病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不久,余秋雨在一位叫盛钟健的老师帮助下,通过一个画家,在浙江奉化乡下找了一处房子调养生息。在那里的半年多时间里,余秋雨说自己的“心和脑子全在书里边了”。

  等余秋雨回到上海,已经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原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被抓,文艺组的负责人陈冀德被隔离了,他们属于“采取组织措施的”类别。

  据胡锡涛回忆,遭到他人多次举报的余秋雨,认为自己清白无辜,为此3次上书华国锋,希望能够获得脱帽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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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文艺组”的成员徐缉熙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和市委派清查组来清查,文艺组的成员多半是被审查对象,需要交待问题。余秋雨和大家一样,被称为“说清楚”对象。“当时如果清查通过了,就要开大会,在会上宣布‘解脱’”。余秋雨在文艺组中是较晚宣布‘解脱’的。”

  与余秋雨遭遇相反的是,孙光萱因为问题较轻,是清查工作组依靠对象,后成为清查工作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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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底清查工作结束,文艺组成员去工厂劳动,1979年初分配工作或回原单位,受到的待遇各自不同。徐缉熙回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经过了一次复查,后成为文艺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戴厚英去了复旦大学上海分校,一直到老,才评上教授。

  回到上海戏剧学院以后,余秋雨又经历过一次复查。根据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复查工作的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周培松回忆证实,最后,余秋雨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一类人,允许重返工作岗位。

  1980年,凭着良好的外语基础,多年资料积累,勤奋和好学,余秋雨开始准备《戏剧理论史稿》一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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